在王恒岳走后，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蒲殿俊，上任没几天便不顾劝阻，执意要进行大阅兵！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
    和王恒岳之前得到的情报一样，阅兵果然中途发生兵变，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从校场中蜂拥而出，在成都城内四处抢劫。
    “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革命革命，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什么保路军，什么旧军官，和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带给成都的不是胜利后的喜悦，而是一幕惨剧。
    而在此时刻，魏顺之、蒋乃蔽，也连同大量军官，集合一千五百余士兵，以乱兵名义冲进成都机器制造局、银元局等等各处，几乎将这几个地方的所有机器、物资洗劫一空！
    随后，运送着这些物资的士兵，由东门离开成都，在马啸和伍潜龙的接应下，向荣县转移。
    在事后的成都损失统计中，记录了成都机器制造局、银元局等等地方损失惨重，几乎成为空室。银元、物资倒也算了，可那些机器却是几代人的心血好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如今却转瞬化为乌有......
    身为军政部长的尹昌衡自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泪如雨下：“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
    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
    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于是，尹昌衡率领学生军策马提枪，进入成都平定暴乱。这一年，尹昌衡27岁。
    而哥老会的“同志军”也大举进城，四处捕杀乱兵，成都城内一时血雨腥风。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那位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而且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3000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
    赵尔丰起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形势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股势力，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驻军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商议自己帮派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第二天，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而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兼哥老会老大罗伦出任副都督。同盟会的董修武则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
    赵尔丰在危机时刻发出的布告，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是他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他复辟回任。
    对此，愤怒的赵尔丰写了篇《辩诬问》，为自己辩解：“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革命党们决定要解决赵尔丰这个对于他们在成都最大的威胁了！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但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显示赵尔丰试图重新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们。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7岁的年轻军官尹昌衡、34岁的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兼哥老会老大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那位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赵尔丰，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耍赖的年代，来为自己立威！
    依然忠于大清王朝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有人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
    而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觊觎成都这块膏腴之地。还没坐热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赵尔丰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赵尔丰依旧无处不在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
    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
    “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赵尔丰居然会相信了、或者说是无所谓，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
    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也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革命”的策略和谎言而已。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另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并且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们敢于尽忠职守，他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另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
    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
    这就是被“革命者”们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
    在整个过程中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而已。
    尹昌衡在完成了这次行动后，却说自己完全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绅士”们。同志军想杀赵尔丰的动机，只是觉得这次造反没有成就。
    “覆清我首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为酬，奈何即罢？”
    而蒲殿俊等逼迫尹昌衡，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士民”的“逼迫”：“不杀赵尔丰，军民无噍类矣！”
    尹昌衡然后“无奈”，拖了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动手。
    在这份漏洞百出的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位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那位老人是该杀的。
    而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叹息着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但是，众人的意见都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
    赵尔丰终于成了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其兄、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
    赵尔巽倒是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而赵尔巽却因此认为他是个人才，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成为新军中的灵魂人物。
    赵尔巽在离任时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做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立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黑道的力量，终于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而赵尔丰的脑袋，也成为他们巩固权力、扬威立万的台阶。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都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
    所以，这也正是王恒岳坚决不愿意留在成都，坚决不愿意和这个“革命党”合作的最重要原因。
    和这些人合作，天知道哪一天，自己的脑袋也会和赵尔丰一样被悬挂在城楼上！(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