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伸出粗大的手握了握她的手，便匆匆转身走回自己的房子。吴月琴心中猜：他大概是不愿亲眼看见她走——这些事上，也表现出他那特殊的脾气！她深沉地望了一眼他所住的那间房子，便向拖拉机那边跑去了。
    冯国斌回到屋子，背抄着手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窗前。他听见拖拉机发动了，走了，远了……现在，他打开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然后退后几步，点着一锅烟抽着，长久地盯着这幅画：苍劲的青松，挺拢在蓝天白云之中；树下一朵小小的红花，开得正艳。画的左侧，秀丽的草书竖写着一行字：青松与小红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田晓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
    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片刻功夫，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象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
    田晓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
    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遛达着，情不自禁向北走去。说来奇怪，她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
    她现在才觉得，她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他倒说了一些，她几乎没说什么。唉，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倒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
    师专以后，本来她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象洪水一般涌来，令人目不暇接。她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
    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式。他仍然象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地生活，独立地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她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上大学后，她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象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时，她还对他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她不断给他无名小说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后来，她才渐渐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是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晓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大学后，她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她一年前写信给他以后，他再没有给她回信，她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她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她知道，她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可是，她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他。
    莎士比亚是她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她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她就准备再看第二抄…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一身褴褛的孙少平。从把他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中，她都震惊得有些恍惚，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现在，她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她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
    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她十分饮佩的人物。过去，都是她“教导”他，现在，他倒给她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他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她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她想她要全力帮助他。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遛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调过头来找她——这已经是夜晚了。她于是调过头，又慢慢往回遛达。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原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象二重奏……她也忍不住唱起来——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山峰，对着神秘的海洋，对着鸟雀的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她没有看过这电影，但喜欢唱这首歌。
    田晓霞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渐渐变成了进行式。她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她觉得她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可能象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点使她更加激动！
    她回到家后，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都不回家来。
    她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话。她以为来了客人，但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在数落那只老黑猫——说它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用“喵呜”来回答他的指责。
    晓霞在走道时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她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子。她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呆一会。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碎八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它什么小玩艺。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
    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
    让完日记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
    洗漱以后，她就上了床。
    她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她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越睡不着。她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她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真急人！明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象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不知不觉象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的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跟前这景象一模一样……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象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
    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她已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
    少平看出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晓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它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
    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
    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它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
    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
    这是为什么呢？
    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象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张有智看起来好象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象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勃—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校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
    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佛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象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象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象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在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象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张有智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
    “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拨点经费。”
    “那好吧……不过，花一笔钱也不见得能修出个啥眉目。再说，这地方偏僻，没有多少人来参观游览。要是地处原西城周围，还能卖点门票。”张有智一边说一边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前面不就是石佛镇吗？这里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时会有人来参观游览。话说回来，就是没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呀！”
    田福军和张有智同坐一辆车，离开了石佛寺。
    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有智一起到镇子上的供销门市部看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走一趟。他知道，这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得很！
    他和有智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样。
    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很充足，但点灯的煤油断了。”“断了多长时间？”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
    “县上其它地方呢？”田福军扭头问旁边的张有智。
    有智脸有点红，说：“我还不清楚这情况……”这时候，供销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
    田福军没理会主任的邀请，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两千户，一月得两吨煤油，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
    但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三毛五分钱，一包蜡十支装，每支一毛一分五厘钱，就是一块一毛五分钱，用起来还不顶一斤煤油时间长……”“问题出在哪儿呢？”田福军问。
    张有智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下面有什么办法？”
    田福军从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写上：回去很快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门市部主任说：“不要熬煎，煤油马上就会有的！”
    “啊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几十里路来这里，买不上油，生气得把油瓶都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田福军和张有智返回车里后，谁也没说话。这件小小的事大大的刺激了他们。
    “怪我官僚主义……”半路上，张有智情绪不佳地说。田福军给有智递上一根纸烟，说：“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