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
    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箔…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樱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蔼—岂止是不满意……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羊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祝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
    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羊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捉住后捆紧些！”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它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
    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祝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
    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
    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
    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
    周文龙听后就象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楞住了。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走时吩咐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
    “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哩？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扭。
    过了一会，他扭过脸又问：“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刘志祥说：“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地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哏哏声。
    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西县的严重反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智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
    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象伙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象宝贝一样器重他……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价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
    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
    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
    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她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
    他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象塞了一把火！
    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智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
    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
    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西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智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
    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
    决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智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圪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社……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
    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开紧急常委会……田福军和张有智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圪节。
    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圪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治功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
    田福军和张有智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圪节公社都没有。
    福军和有智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
    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风”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
    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哩？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智对白明川说。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张有智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白明川笑了笑：“我那同学他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济不上事！”他收敛了笑容，“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身边……”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楂的青年人，说：“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辩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张有智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连喝了几大杯酒，已经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满泪水，说：“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唉，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沙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五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
    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碍…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智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来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七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
    田福军和张有智都猜不来会议内容——按说，应该同时简单地告诉他们开什么会。
    他们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它几个公社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
    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圪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七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
    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爱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智哩！
    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爱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她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她……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
    爱云在被窝里说：“你可当心些。”
    田福军“啪”地拉灭电灯，说：“我不怕！”
    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位领导，指名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
    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找不见，几乎到了十点左右，人才全部到齐。
    正如料到的那样，冯世宽一开始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作风，否则，原西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
    田福军平静地说：“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马国雄反唇相讥：“打死几个人了？”
    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原西县没资格定人死罪！”张有智说。
    其它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
    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象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
    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他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现在他不好再和田福军伤和气了！
    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他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
    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角落里的李登云说：“登云，你的看法呢？”
    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吱吱唔唔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晚牙疼得连一句话也说不成……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
    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西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现在，雄辩的马国雄正在进行他的不知第几轮发言，长篇宏论地指责田福军这几年所犯的“路线错误”。为了有说服力，国雄还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学习材料”放在面前，不时地旁证博引。坐在他对面的张有智却用一两句尖刻的反驳话乘机插进他的发言中，逗引得马国雄反而更加说个没完……正在这时，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象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不知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涌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降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战，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
    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
    人民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