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谷的系列攻势下，江右省近半的水稻种植户都对嘉谷“投怀送抱”。
    嘉谷的江右省水稻战略貌似开了个好头。
    但老天总是不见得有人顺风顺水，一场考验悄然而至。
    “今年早春温度回升特别快，现在有预兆显示，稻螟发生期提前，一场虫灾防治迫在眉睫了。”嘉谷农资的杜为民综合各方情报，得到了这个不妙的消息。
    我国虫灾素有“北蝗南螟”之说，“蝗”自然是大家熟悉的蝗虫；螟害主要来自二化螟和三化螟。
    自96年开始了一场大螟虫灾害，此后是连年爆发，近几年灾情进一步恶化。
    目前我国螟灾的主要特点是虫口密度高、年发世代多、受害程度重、持续时间长。当前稻螟已取代八十年代的稻飞虱、九十年代的棉铃虫而成为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以至农业发展的头号害虫。
    齐政得知这个消息后不敢怠慢，前往江右省的鄱阳湖平原一探究竟。
    二化螟一般在混栽稻区、单季稻区和间作稻区，发生比较严重；鄱阳湖平原作为双季连作稻区，发生比较轻。眼下发生的虫害主要是三化螟。
    三化螟是我国水稻重要害虫，且只为害水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主要稻区，特别是沿海、长江流域平原地区为害严重。
    齐政在稻田边，可以看到，三化螟幼虫蛀入孔主要在水稻茎秆基部，伤口较整齐。
    幼虫蛀食稻茎杆，苗期至拔节期可导致枯心，孕穗至抽穗期可导致“枯孕穗”或“白穗”，以致颗粒无收。
    齐政见状不禁皱眉。
    杜为民介绍道：“一般来说，分蘖期和孕穗至破口露穗期这两个生育期，才是水稻受螟害的‘危险生育期’。但今年的温度上升，稻螟得以提前孵化和侵入为害。”
    过去二十年是近百年甚至万年以来的最暖时期。在我国主要稻区，近几十年明显出现冬暖、秋热秋长、春旱，导致稻螟的活动期延长，世代数增加，越冬成活率提高，有利于种群增长。
    “跟我们嘉谷合作的种植户，本来在公司的指导下，秧苗移栽前都打好超级送嫁药，能有效预防大田稻瘟病和稻螟虫害的发生。”
    说到这杜为民也是相当的郁闷：“可惜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与我们合作，分散的经营使得农村出现大量滞治和部分漏治田块。再加上许多农民不掌握虫情，因此无法适时施药，导致滞治，错过用药适期；又或者用药品种不对口，效果锐减。造成其中虫口数量惊人，成为重要虫源地。”
    “稻螟幼虫能转移为害，很多跟我们达成合作的耕地区，现在也面临着稻螟灾害的威胁……”
    齐政也不禁扶额，真的是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太坑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拿江右省来看，去年早稻田每公顷二化螟卵块数平均为三万块，相比于97年上升了八倍，说明稻螟虫害的隐患相当大，简直可怕。”杜为民将政府提供的资料一分析，就看出其中的严重问题。
    对此，稻田主董启军深有体会：“稻螟虫害大爆发时，水稻受害情况空前严重，部分田块触目惊心。严重危害的相当一部分田块看上去像秋天的芦苇滩，健穗反而难以见到。”
    “就在前年，我们省第四代二化螟大发生，水稻绝收面积上千公顷。因为其中二化螟幼虫太多，不仅收不上稻谷，而且稻草也不能作饲草用，受灾农民因此破产的不在少数。”
    稻螟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负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提供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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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